在不留情面地批评亚洲家族式商业领导人的种种弊端时，我们也必须以更加大的耐心来体谅他们所面对的不同寻常的传统与现实挫折。在一个长期只有统治者与公众、缺乏中间层的社会，他们不得不学会特别的生存习惯。比起比尔·盖茨或是杰克·韦尔奇，他们有太多的才智与精力不得不被用在商业领域之外。也正因为此，他们的人格绽放出一种因为复杂而来的特别魅力，他们所领导的商业机构也带有更强烈的个人的、不可复制的色彩。

    对于李健熙沉默的性格，没有能比他的高中同学洪思德更为生动的描述：“如果电闪雷鸣，别人当场就会吓晕，而他会一步一步地走回家，第二天早上才会被吓晕。”各国商学院教授与新闻记者们探索亚洲商业领导人经营之道与内心世界的努力，至今仍收效甚微。漫长而压抑的传统文化使这些富可敌国的人物习惯性地保持缄默，而动荡的社会变迁则使他们面临的种种风险复杂得难以说明，他们涉及得过分庞杂的商业领域又增加了解释的困难。

    在２１世纪，一名美国或是欧洲的首席执行官（ＣＥＯ），自出生起就享受着１４世纪起的威尼斯商人就开始不断拓展的商业独立传统。是的，他们会面临着全球经济衰退、地缘政治危机或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但是他们很少体验过亚洲式的动荡政治生活给亚洲商人带来的震动。亚洲企业领导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他们还要面对一个长期以来对商业持有某种轻视甚至敌意的社会的持续不断、潜移默化的压力。

    关于亚洲商人与政治力量相互扶持与勾结的历史始终遭人病诟，对于财阀们戏剧性的衰败，人们往往抱有本能性的幸灾乐祸——你们依靠不可见人的“关系”而获得的成功必然不可长久。对于亚洲财阀封闭的治理结构人们也充满怀疑，不管它治理得是否良好，人们想当然地相信只要儿子来接父亲的班就必然充满风险，而个人英雄主义总是比相对平庸却有连续性的制度更不值得信赖。

    像一些最为知名的亚洲商业领导人一样，现年６２岁的李健熙所遭遇的最尖锐的挑战是——一旦他这个过分传奇式的人物不可避免要退隐时，他惟一的儿子李在镕能否承接起他所遗留下的庞大遗产，填补那骇人的权力真空。

    在现代历史上，很少出现过一家商业机构的领导人与一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关系像李健熙的三星与韩国这样相互影响。林绍良之于印度尼西亚、李嘉诚之于香港、王永庆之于台湾，甚至更早的洛克菲勒之于美国，都未曾达到其水准。包括三星电子、三星生命、三星物产、三星建设等系列公司在内的三星集团的市场价值相当于整个韩国股票市场的将近３０％。其中三星电子更是韩国乃至亚洲最具代表性的公司，它是过去５年间全球信息产业中品牌价值上升最快的公司，并一度超越日本的索尼公司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公司。与李健熙相比，三星电子ＣＥＯ尹钟龙则显得更为开放与活跃。

    而仅仅在６年前的金融危机中，三星集团还处于破产的边缘，并可能难逃类似大宇集团这样的财阀崩溃的宿命。但几年之后，三星不仅拥有着传统财阀的纽带，它与１９３８年李秉喆创办的以卖水果与干鱼的三星商会仍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它见证了日本的溃败，朝鲜战争，与李承挽、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这些专制政权。

    它还拥有着崭新的未来，在一个日益全球化与开放化的世界中，三星向全世界输出半导体产品、电脑显示屏、移动电话，而且与民选总统金泳三、金大中与卢武铉一样，李健熙还参与塑造着一个新韩国的形象，他使高科技、时尚化与一流主义成为韩国的新标签。

    自从１９９３年开始领导三星“第二次创业”以来，李健熙的影响力就远远超越了商业领域，他在三星实行的每天７点上班４点下班的新工作制改变了整个韩国的作息时间安排，在２００３年他又率先推行了５天工作制。在２００１年，李健熙雄心勃勃立志要把韩国建成类似瑞典、芬兰的“强小国”，他重组三星所表现出来的危机感与勇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一些人称之为韩国的“经济总统”。

    但他深居简出、绝少接受采访的生活方式，则使他的每一次行动与言谈既震惊又充满神秘，并被广泛地谈论与猜测，这多少有点类似于１９９０年代美国人对格林斯潘语言的过度分析。总之，他被视作一位举足轻重的社会领袖，拥有某种足以超越不断更替的、不可信任的政治潮流的力量。在韩国作家洪夏详的描述中，三星公司雇佣着精英中的精英，公司调查部门向李健熙呈交的报告即使与总统的报告相比也并不逊色。

    这绝非一本出色的传记，传记作者带着不可抑制的崇拜心情来看待传主。但它的确是有关神秘莫测的李健熙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记载。一条相对清晰的时间线索勾勒出李健熙的事业经历：１９７１年李健熙被父亲李秉喆指定为继承人，１９８７年父亲去世后全面接手集团的工作，１９９３年开始重塑三星的努力，提出了著名的口号“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改变”，１９９７开始的金融危机则使他再次重整三星，他对员工说：“为了公司，生命、财产，甚至名誉都可以抛弃”，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三星电子的股票市值首次超越了索尼……

    试图归纳三星的经营之道是如此困难，就像你可以测量出漂浮在海面上冰山一角的体积与质量，却永远无法知晓在海面之下潜藏的到底是什么。你可以解释三星的管理层结构、人力资源、质量管理与设计理念，但却永远无法知晓为李健熙拥有如此强烈的危机感与如此明确的战略方向，他推动变革的勇气来自何处。

    在这种意义上，洪夏详关于李健熙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生活习惯的部分的写作无疑更具价值。在少年时，他独自在东京求学，在那些孤独而寂寞的日子里，他依靠在电影院里一部接一部观看电影打发漫漫时光。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他说：“从出生就离开父母生活，让我形成了内向的性格。在日本举目无亲，只好自己思考，所以思考得很深……在最敏感的年龄，我感受到了民族间的差异以及由此而给我带来的愤怒、寂寞，还有对父母的思念。”

    他也不可能遗忘动荡的政治环境对父亲创建的事业的影响，１９６１年面对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李秉喆不得将所有财产捐给新政府，１９８０年的全斗焕军政府又把ＴＣＢ全部收归国有。平生不苟言笑的李秉喆给他的继承者最重要的忠告之一是庄子“呆若木鸡”，那则著名的故事表明，只有德行兼备、内心坚定的鸡才能超然物外地面对挑战。而他在日本的经历与对历史的迷恋，使他拥有一种罕见的使命感，他自觉地将三星的经营与整个韩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不留情面地批评亚洲家族式商业领导人的种种弊端时，我们也必须以更大的耐心来体谅他们所面对的不同寻常的传统与现实挫折。在一个长期只有统治者与公众、缺乏中间层的社会，他们不得不学会特别的生存习惯。比起比尔·盖茨或是杰克·韦尔奇，他们有太多的才智与精力不得不被用在商业领域之外。也正因为此，他们的人格绽放出一种因为复杂而来的特别魅力，他们所领导的商业机构也带有更强烈的个人的、不可复制的色彩。

    身高１７０厘米的李健熙长期居住在幽静的汉南洞承志园，常常陷入漫长的沉思，他不动声色的表情，也的确逐渐逼近“木鸡”的境界。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东方与西方、传统经验与新的挑战，都在头脑中纠缠着。他这一代与更早的几代韩国人始终都未能摆脱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个伸入海洋的半岛，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始终遭受各种屈辱，夹杂强大的国家之间，当他们刚刚摆脱金融危机，又陷入了核危机之中……在理解韩国的历史与社会结构之前，理解李健熙都是困难的，他不是美国式管理理念可以解释的商业人物